新京報：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一年來，你參加了哪些履職活動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
郭銳：這一年來我感覺自己特別忙，同時也感覺特別充實，參加了很多調(diào)研活動。印象最深的是到技工院校的調(diào)研。我了解到，很多技術工人技校畢業(yè)后，拿的是高級技工的職業(yè)資格，按照相關政策規(guī)定，應該享受與大專及以上學歷同等待遇。但是，由于沒有相應的學歷證書，實際工作中很多待遇并不能落到實處。企業(yè)招工還是喜歡要那些有大專以上學歷，同時具備高技工資格的畢業(yè)生，所以技工院校的中等學歷，就業(yè)是比較困難的。

新京報：你認為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？

郭銳：這次人代會，我準備提的建議就是有關技工教育的，讓技工學校的畢業(yè)生也能得到高等學歷的文憑。我認為，圍繞技能人才的培養(yǎng)，今后用一個什么樣的學歷來證明他受過高等教育或者高職教育，這非常重要。

我國的技工教育體系中，高級技工等同于大專學歷，預備技師等同于本科學歷，如果技工教育能跟職業(yè)教育一樣享受同等學歷待遇，能夠互相核發(fā)學歷證書，這能讓家長、孩子更愿意接受技工教育，同時也能提高整個社會對技工學校的認同度。目前，我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，更需要有專業(yè)技能的高技術人才，這樣更貼近于實踐操作，更符合制造業(yè)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的要求。所以學歷互認勢在必行。

新京報：學歷互認，現(xiàn)在具備條件嗎？

郭銳：這在操作上實際已有先決條件。職業(yè)教育與技工教育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，職業(yè)教育更傾向于理論，技工教育更傾向于操作，兩者是互補的。例如一些高端人才職業(yè)院校培養(yǎng)多一些，而一些操作性強的行業(yè)則更需要技工類院校的學生。如果給他們同等學歷待遇，兩類人才實現(xiàn)共通，那么更有利于我國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讓這兩者共同成為我們國家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的脊梁。

不過，職業(yè)學校隸屬于教育部門，技工院校屬于人社部門管理。所以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還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規(guī)范。

新京報：去年人代會，你是不是也提了一個與技工教育有關的建議？

郭銳：是的，我去年提了一個“大力加強技工教育的建議”。我一直關注技工領域，就是希望在大家眼中，技術工人能成為一個體面又有尊嚴的職業(yè)。

新京報：你的工作領域是高速動車組轉向架，這對于技術工人的要求有多高？

郭銳：轉向架作為高速動車組的走行部，是高鐵列車的核心部件。如果把我們生產(chǎn)的動車組比喻成一輛汽車的話，我們的轉向架就相當于一輛汽車的底盤。我們每一個零部件裝配的精度都非常高，有些裝配的精度要求，完全可以控制在0.02到0.04毫米，那也就是相當于一個人頭發(fā)絲的1/3到1/4。所以對技工的水平要求很高。

新京報：你從進廠到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22年，22年間從一名學徒工，成長為一名首席技能專家，這個成長過程難不難？

郭銳：我覺得我受的挫折并不是特別多，我很感謝職業(yè)技能大賽。我們公司在青島，2002年第一次參加青島市的職業(yè)技能大賽，我是參賽選手，拿到了第二名，領導當時關注到我了，就有意地安排了一些鍛煉機會，比如培訓、調(diào)試新產(chǎn)品等，后來我又參加了省級職業(yè)技能大賽、全國職業(yè)技能大賽，就這樣一步步成長起來，從中級技工到高級技工，2004年27歲時已經(jīng)是高級技師了。

不過，有人總結說，我的技術跟我有“強迫癥”有關，我自己也覺得對工作有“強迫癥”，每次不管干完什么活，我都會反反復復檢查，養(yǎng)成習慣了。哪怕是弄一個材料，明明這個材料整理完了看了一遍了，打印完以后還要再看兩遍。

新京報：這種“強迫癥”，幫你避免過犯錯誤嗎？

郭銳：這個肯定有，雖然我是一名高級技師，也不敢保證百分之百每次干完活，一次就做好。但是我能保證，通過我自己的二次檢查、三次檢查，能及時把問題找出來，這就是對產(chǎn)品質(zhì)量負責的一種態(tài)度吧。

新京報：進廠22年一直在一線，這期間有沒有轉崗的機會？比如轉管理崗，坐辦公室？

郭銳：這樣的機會肯定有。我從最初的一個進廠實習生，到跟著師傅成為一個合格的工人，通過職業(yè)技能晉升到了技師、高級技師，當過班長，甚至還干過代理的工段長。這個過程當中，領導也問過，你想不想轉管理？我覺得一個管理崗位很多人都能干，自己沒啥特別的。如果轉管理崗，就等于要扔掉自己學的那些技能、掌握的那些知識，損失太大了。

而且我有一種感覺，每次拿起一些工具，比如拿起一個鉗子、一個銼刀、一個手錘，我就感覺這個動作實際上已經(jīng)刻在我的骨髓里了。真不忍心為了自己不用出這個力了，干這個活了，把它放棄掉，就感覺不舍得，所以我就放棄轉崗了。

雖然沒轉管理，可現(xiàn)在我被評選為中車的首席技能專家，十幾萬職工當中只選出了19個首席當專家，對我自己來講也是一種榮耀。

新京報：放棄轉管理崗，家里人知道嗎？他們支持嗎？

郭銳：他們知道。其實不只是在我們企業(yè)里邊，還有一些技師學院、技師學校也聘請過我去做老師，我也沒去，這些他們也都知道。我的父母也都是技術工人，他們能理解我的選擇。孩子那時還小，現(xiàn)在大了，覺得有一個首席技能專家爸爸，非常自豪。

新京報：你帶徒弟了嗎？

郭銳：帶了，從我干高鐵以后到現(xiàn)在帶了23個徒弟。

新京報：22年才帶了23個徒弟？

郭銳：如果把我培訓過的都算上，那幾百個也不止。但是真正說我看好這個徒弟了，我想把他培養(yǎng)成一個什么樣的人才，這樣的只有23個。我覺得帶徒弟不一定要多，而是在于精。帶徒弟其實也是以點帶面。我去培訓，講完理論了也教大家怎么操作了，可是培訓的效果肯定沒有手把手教的好。但是我又沒有精力手把手教幾百個人，所以只能縮小范圍，教好徒弟，再讓徒弟去帶更多的人。

新京報：你選擇徒弟的標準是什么？有徒弟被你訓哭過嗎？

郭銳：我?guī)降?，從來不是徒弟來找我，而是我去選徒弟。我會找平時愿意學習先進理論知識，比較聰明，同時對自己要求上進，能吃苦耐勞的好苗子。有的徒弟確實差點被我訓哭過。如果不用我問，徒弟自己就經(jīng)常提問，師傅這個活為什么這么干？為什么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我總干不好？這樣主動動腦筋的徒弟，我肯定不會訓他?？墒?，如果不主動動腦子，一個錯誤下次還犯，我就會訓得比較嚴厲。

我?guī)降苓€有一個習慣，第一天，我不會給他講機械原理、裝配工藝，而是跟他說，既然當我的徒弟，首先要對高鐵產(chǎn)品有一種敬畏之心，跟他分析世界各國在車輛運行過程中發(fā)生的一些事故案例，讓他感覺到，干這個活有這么大的風險。

新京報：為什么這么做？

郭銳：想培養(yǎng)一種敬畏之心，不僅僅是對產(chǎn)品，而且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。分析完案例我會跟他說，你看，你的一個小的失誤，有可能就會造成整個列車的顛覆，危及所有人的生命，如果發(fā)生這樣的事情，你會受一輩子譴責。

新京報：你最滿意的徒弟成長成什么樣？

郭銳：我們一共四個層次，首席技能專家、資深技能專家、技能專家、公司專家。現(xiàn)在有三個徒弟已經(jīng)是資深技能專家，四個技能專家，還有幾個公司專家。

新京報：你參與了和諧號、復興號的研發(fā)和生產(chǎn)，從一個專業(yè)技工的角度來看，你覺得中國高鐵現(xiàn)在在世界處于什么樣的水平？

郭銳：我覺得中國高鐵起步是比較晚的，但是我們跑得快。2004年那時候，可以說我們還是跟跑者，可是現(xiàn)在我們的一些技術絕對是國際領先水平，已經(jīng)從跟跑者、并跑者逐漸成為領跑者。

新京報首席記者 王姝